2022-08-10 10:26:35
一、遗嘱异议及其发展
遗产检验法典都会规定“撤销遗嘱”即“遗嘱异议”（will contest），但遗嘱异议案件很少见。这可能是由于庭外和解的原因，导致了更多存在异议的遗嘱没有进入法庭程序；或者是绝大部分人因其无权利提起异议或可能会败诉，所以未提起诉讼；但更主要的原因是：大部分遗嘱看起来很公平正当。
对于能提起异议的遗嘱，存在很多障碍。首先是社会，遗嘱继承可能会导致家庭解体，而这是很多家庭不需要的。第二点是其成本较高，风险也高。最后是法律本身铺设的路障，比如遗嘱中设置的“禁止异议条款”使得提出遗嘱异议是有风险的；其次必须有“起诉资格”（standing），能够从遗嘱的全部或部分失败中获得个人的利益，这一点阻止了很多人提起遗嘱异议。最后，即使有资格提出异议，还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理由，这个理由需要基于一份实实在在的遗嘱，而不能基于有关意图的论辩或证据。
当遗产数额较大时，遗嘱异议反而较少，这是因为其起草签署更为谨慎；而提出异议者有时是失踪或未知的继承人，但常常会是心怀怨恨和失望的继承人（如死者的子女，或离婚后的“重组家庭”），这是因为在美国家庭成员之间连接并非如其他国家一样紧密。当代遗嘱异议实际反映了传统家庭结构的弱点，和取代传统家庭结构的复杂性。
二、伪造、欺诈和针对遗嘱的其他主张
遗嘱异议的论辩基础，首先是主张遗嘱是伪造的，但很少见；其次是欺诈，也很少见，分为“引诱欺诈”（通过虚假陈述，事实上欺骗遗嘱人引诱其签订遗嘱）和“签署时的欺诈”（就遗嘱本身撒谎，引诱立遗嘱人在对文件性质或内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订立文件）。其他主张还包括：主张遗嘱的签订不符合成文法的强制性规定，希冀遗嘱中的小缺陷可资提出异议，但这极为少见。
此外，有两个法律基础是最常用的方法，即“不当影响”（undue influence）和“能力欠缺”（lack of capacity），而且两者常可以同时使用。
1） 能力欠缺
约等于中国法律语境中的“无行为能力”或“限制行为能力”。测试标准是生理上或在法律上独立，并不是心智上的成熟度。这就排除掉年龄太小、精神错乱或痴呆的情况。
但对于精神错乱或痴呆的评估是十分主观的，或者说，很多案例中并不是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问题，而是提出遗嘱异议者的贪婪而搜罗老人的怪癖和个性，或者以原文所说“死亡的继承人搜罗立遗嘱人任何由于年老给人类带来的弱点和摧毁”，使得没有一分遗嘱百分百安全。
其次很多案例基于“失常的妄想”（insane delusion）这一核心概念，即虽未完全疯狂，但仍存在完全非理性的想法，从而影响到了遗嘱：其中常见的两个类型，一个是“被害妄想型”，一个是“奇想”型。。诸如“相信巫术”或“相信灵魂”很难被认作理由。
所有遗嘱都有弱点，但很多弱点并不足以致命。，对一般意义上的“怪人”和不可理喻（insane）的人做出划分。目前的案例中，其实并无一以贯之的标准，更多是由个案决定的，或者说，有时这种标准比签订合同所需能力的标准较低，有时案例中又会认定一些只是有点怪异的人为“能力欠缺”。
2） 不当影响
其定义是“一个人对另一个的行为或者行动”致使“后者的心智服从于前者的意志，而前者努力去控制后者”。这种带有巫术色彩（犹如哈利波特里的“夺魂咒”魂魄出窍）的描述，其实指向更平凡的世界，例如对于老人的不正当影响使其做出的遗嘱，或催眠师致使的遗嘱等。此类异议的提出者包括遗孀、子女、继子女等，也有很多是兄弟之间。此外，这种异议常牵扯医生或律师等专业人士，或者指向邪恶的牧师致使的对教区的遗赠等等。
此类主张和第一类“能力欠缺”常为伴生，论证方式同样是收集立遗嘱人的怪异行为。
三、社会语境中的遗嘱异议：有序下的“潜规则”
成文法和判例法中对遗嘱自由的限制，使得极少数人才有遗嘱自由，不公平的遗嘱常引起继承争斗，而上述的遗嘱异议成为了挑战遗嘱的工具。法律世界并非“清晰、有约束力和无歧义”的规则组成的，有很大的解释空间，这使得法律有灵活性，但也使得教义的逐案适用具有非理性，依赖于时间和空间。
对不当影响来说，从南北战争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，将遗产留给不论何种肤色的情妇（如黑人奴隶情妇），或同性恋伴侣都是很有风险的；在遗嘱能力欠缺中，同样不存在一个或若干简洁的公式，而取决于当时的时期及个案的情况，但1998年有的州以成文法的方式，公开说出了一些判例法未说出的问题，即精神状况其实是难以以公式化的法律规则的形式衡量的，存在处于“正常”和“不正常”之间的人，，但是在美国这种实践差异很大。
评论：：“继承法的盔甲上存在裂缝”。法律的表明如盔甲的表面一样有序，但表面下有很多不成文的规则和隐藏的空间，给这个盔甲留下了“裂缝”，这使得违反社会规则的遗嘱变得脆弱，例如将遗产完全留给情妇这种法律并不反对、但道德反对的遗嘱，更容易被推翻。换句话说，一直以来，在“自然的”或“不自然”的遗嘱之间，“法律教义和假设的大杂烩”倾向于将天平倾向于“自然的”一边。
但是21世纪社会规范有所改变，对诸如同性恋婚姻、跨种族婚姻及非婚情侣的包容性更大，从而使得相关风险降低；这进而致使了成文法的改变，或者说“潜规则”更加确定明晰。
、遗嘱法律的不足，正是因为他认为在这些形式主义的模糊不清之中，“继承法并不是表面光洁划一，而是越来越坑坑洼洼地布满了各种例外”。法律受到当前社会道德和习惯变迁的影响，使得传统的继承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如今的思潮变迁和社会发展。遗嘱因其形式主义，及遗嘱异议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再是“继承领域的皇冠明珠”。
第五章完结。下期预告：《遗嘱、信托与继承法的社会史》读书笔记（六）家庭信托和抚养信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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